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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六月末，北京的早晨下了一场雷阵雨。

    雨来得急，去得也快。

    七点半，太阳出来，把湿漉漉的柏油路照得反光。

    胡同里的槐树叶子洗得碧绿，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的味道。

    赵四骑车去上班。

    车篮里装着昨晚熬夜写的报告，用油布包着，怕淋湿。

    报告标题是：《关于建设我国首条商业化芯片生产线的可行性论证及建议》。

    三十七页，四万多字。

    从技术路线到投资估算，从市场分析到政策建议，从人才培养到国际合作……能想到的，他都写了。

    这不是他第一次写这种报告。

    但这次不一样。这次不是申请科研经费，不是建议试点项目，而是要建一条真正的、能赚钱的生产线——用市场的逻辑，而不是计划的指标。

    他心里没底。

    基地里，陈星已经在实验室了。

    这个年轻人现在养成了习惯，每天七点到，先打扫卫生，然后预习当天的工作。

    见赵四进来，他放下抹布：“赵总工，早。”

    “早。”赵四把湿漉漉的雨衣挂起来，“其他人呢？”

    “陈老师去上海了，联系生产线改造的事。林工在车间，说今天要试新的光刻胶配方。杨工和张工在会议室，好像……在吵架。”

    “吵架？”

    “也不算吵，就是争论。”陈星递过一杯热茶，“关于咱们那条商业化生产线，到底该建在上海还是深圳。”

    赵四接过茶杯，烫手，但暖。

    他喝了口茶，走向会议室。

    还没到门口，就听见里面的声音。

    “上海有基础！‘长城一号’就是在上海生产的，工人熟练，设备现成！”这是张卫东的声音，比平时高了一个调。

    “但深圳有政策！税收优惠，土地便宜，离香港近，信息灵通！”杨振华的声音还是那么慢条斯理，但透着不容置疑的坚持。

    “信息灵通有什么用？咱们缺的是技术，不是信息！”

    “技术需要市场支撑！没有市场，再好的技术也是空中楼阁！”

    赵四推门进去。两人同时停下，看向他。

    “吵什么呢？”赵四把报告放在桌上，“坐下说。”

    三人围桌而坐。窗外，雨后的阳光透过玻璃，在桌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。

    “赵总工，您说，生产线到底该建在哪儿？”张卫东性子急，先开口。

    赵四没直接回答：“说说你们的理由。”

    张卫东拿出一沓资料：“上海的优势很明显。

    第一，有成熟的电子工业基础，上无十九厂、上无十四厂，都是老牌企业，技术工人多；

    第二，长三角配套齐全，从材料到设备，供应链相对完整；

    第三，高校资源丰富，复旦、交大、同济，人才供给充足。”

    他说得条理清晰，显然做了功课。

    杨振华等他说完，才开口：“深圳的优势在于未来。

    第一，特区政策灵活，审批快，办事效率高；

    第二，毗邻香港，方便引进外资、技术、管理经验；

    第三，正在规划中的科技园，理念先进，配套完善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：“更重要的是，深圳是市场经济的试验田。

    我们的芯片要商业化，就要学会在市场里游泳。在深圳，能学到真本事。”

    两人说得都有道理。

    赵四看着他们，想起在深圳看到的景象——尘土飞扬的工地，简陋的工厂，但每个人眼里都有光。

    那是渴望改变、渴望富裕的光。

    “我两个地方都去考察过。”赵四缓缓说，“上海确实有基础，但体制僵化，条条框框多。深圳确实有活力，但基础薄弱，人才缺乏。”

    他翻开报告：“所以我的建议是——双线布局。”

    “双线？”

    “对。”赵四指着报告上的图表，“在上海，依托现有国有企业，建设一条‘保底’生产线，主要生产‘长城二号’这种成熟产品，满足军工、科研等计划内需求。”

    “在深圳，新建一条‘试验’生产线，采用新机制——可以是合资，可以是股份制，主要生产面向市场的产品，比如‘中华学习机’的芯片，快速迭代，探索商业化路径。”

    张卫东皱眉：“这样会不会资源分散？”

    “不会，反而能形成互补。”赵四解释，“上海生产线保证基本盘，确保国家战略需求；深圳生产线探索新路，为未来大规模商业化积累经验。两条线，两种模式，互相竞争，互相促进。”

    杨振华推了推眼镜：“这个思路……很大胆。但上面能同意吗？特别是深圳那条线，合资？股份制？这在以前可是禁区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需要论证，需要说服。”赵四合上报告，“今天下午，部里开论证会，我会把这个方案提出来。你们俩跟我一起去。”

    张卫东和杨振华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紧张和兴奋。

    下午两点，电子工业部的小会议室。

    椭圆形的会议桌坐了二十多人。

    有部里的领导，有相关司局的负责人，有上海、深圳两地政府的代表，还有几位老专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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